事实上，为切实解决赔偿额低的问题，立法机关一直在通过修订法律不断提高法定赔额的上限。然而，从司法实践看，不断提高的法定赔偿额上限，并没有使得判赔额较低的现状得到改善。
反不正当竞争新范式的实质，是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定位由权利法转到其本质——行为法，由此从“行为中心”出发，展开对被诉行为是否损害市场竞争（而非具体竞争者）的评价。
结合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第四条和第五十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著作权滥用条款规定的并非是著作权行使的基本原则。法律的基本原则，应当体现并贯穿于所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当中，应当允许被告在民事侵权案件中援引作为抗辩著作权人请求权的武器。
一国的法治水平体现了该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公平、透明和可预见的制度安排，而高质量的制度基础设施是高水平法治的具体实施方式和实现途径，包括法律、金融等体系中的各种具体制度安排。
高额赔偿计算需要引入经济学计算，但什么是“经济学计算”？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引入经济学计算？换言之，经济学计算如何能使损害赔偿计算更趋于公平合理？
“作为新时代的知识产权人，我们不仅要改变过去‘非敌即友’的简化思维，也要在流动的国际竞争界线两端汲长补短，以足够的耐心坚持不懈地为创新添砖加瓦。”B先生如是说。
随着少数巨头的高速扩张，“赢家通吃”的法则是否也适用于知识产权行业？寡头垄断的格局是否是行业自然生长的必然结果？中小参与者长期发展中最优的决策是怎样的？
“知识产权制度对于人类经济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知识产权观念也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深入人心。无需杞人忧天，谨慎乐观，练好内功，代理行业的历史进程，终将由我们千千万万从业者的个人奋斗共同写就。”H先生如是说。
如同那句在今年被大家广为引用的一句话“世间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虽然知识产权行业较小，但我们仍相信也希望可以盛开灿烂。
近年来，热门影视作品公映后，卷入纠纷时有发生，合理维权还是“碰瓷”，众说纷纭。本案即其中的热点案件之一。
寄生于电商平台的“羊毛党”，直播平台的“带货神话”，小红书第一季度处理涉嫌刷量的52万篇笔记、1.4亿次拦截……从电商、长视频、短视频到社交、直播平台，到处都是“刷量”的影子。
近年来，我国综艺行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质疑抄袭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市场环境的压力使得平台原创制作困难重重，综艺节目模式的可版权性界定不明，区分认定界限模糊等又使得乱象行为难 以得到有效规制。
本文通过三件典型的检索案例，探讨如何按图索骥、快速获取最优证据，避免漏检，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本文通过三个高额赔偿案例的介绍及解读，看权利人主张及法院适用何种计算方法、如何在个案中实现法定赔偿的突破，为法官的裁量性赔偿提供充分的依据，从而在维权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经过综合考量，法院认为：不宜为互联网征信企业设置过高的注意义务，而应当为之确立基本的注意义务，否则将会影响其他企业的合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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