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荧屏 《科技·知产财经》杂志、知产财经全媒体 lixue01@ipeconomy.cn
如今已是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知识产权律师W女士，对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全部深刻印象始于一台消毒碗柜——一台被当事人抬到法庭上作侵权比对的消毒碗柜。26年前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颁布十年之际，国内了解“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的人尚属寥寥，知识产权案件对于律师行业而言也是令人又好奇又挠头的新鲜事物。在当年的“知识产权第一案”康宝消毒碗柜外观专利侵权纠纷系列案中，W女士作为助手跟随自己的师父一同为其中一名被告辩护。“当时，不用说当事人，就连法律界人士对知识产权的了解都很欠缺。于是这个案子里，专利局的老前辈带着后辈法官、老律师带着新律师一起反复研究案情和相关知识，甚至出现了当事人把消毒碗柜抬到法庭上作侵权比对的趣事。”在W女士看来，这个今天看起来颇有些滑稽的场面，正代表了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破土生长初期的朝气与冲劲。
2020年，W女士深刻体会到了现实世界的变化无常。始于年初的疫情，打乱了全国法律从业者们的正常工作；而就在国内防控形势趋于稳定的数月后，“狡猾”的病毒又于六月中旬在北京杀了个“回马枪”。人们的口罩还没来得及摘下，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再次上调，错峰上班、居家办公、全面消毒、核酸检测、限制出京，又排进了广大律所的工作日程。好在，W女士的律所得益于客户多为大型公司，有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相比起来，由于案件量的大幅下降，同为知识产权律师、从业也有十余年之久的A先生和B先生所属的律所，疫情期间的日子就并不那么好过了。不过，与W女士一样，他们都不认为疫情意味着末日，而更愿意将这段特殊时期看作自己职业生涯故事中的一个珍贵片段，一段让他们有时间回望过去、思考当下、展望未来的难得时光。
缘起：初心、困境与突破
2002年，A先生从北京来到深圳，入职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即使在深圳这座改革开放的前沿之城，当时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十家，其中还有好几家是北京公司的分支机构。“当年在大家眼里，知识产权行业是个‘高大上’的、前途光明的行业，所以我不假思索地就挤进来了。”说起自己入行的缘起，A先生如此坦承。
“最初，与代理公司合作的企业大多都把全副精力投入在知识产权申请上，深圳的一些技术型大企业更是交托了大量的专利申请项目。”A先生说道。不过，变化很快便随之而来。就在A先生初来乍到的2002年，深圳朗科公司起诉北京“华旗资讯”、深圳市富光辉公司等侵犯其闪盘发明专利；两年后，法院一审认定两被告侵权成立。该案引发包括联想、神州数码、清华同方在内的近20家国内企业集体提出针对朗科专利的无效申请，一些业内人士更是高呼该案将“严重影响民族移动存储产业发展”。这就是中国知识产权司法史上的著名案件“朗科案”。“我一直关注着朗科案的进展，还特意去拜访过参与该案的一位律师。当时，一度有传言说该案的赔偿额达到了上亿元。朗科案深刻影响了我对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的判断，我认识到，虽然在专利诉讼中拿到赔偿并不容易，但是巧用专利拓展市场，却是一条大有可为的康庄大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4年，A先生成立了自己的知识产权代理公司；2007年，他又加入律师事务所，正式成为了一名知识产权律师。从最初的申请业务和一些简单的侵权案件，到后来慢慢扩展业务，A先生一直带领着一支十余人的团队，同时也与其他专业律师开展合作。
“入行十余年，从一名知识产权律师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依然有值得开拓的进步空间。尽管官方和媒体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宣介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目前在实际的审理中，除了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以外，大多数案件的判赔额依然固守在几万元的基本盘内，较过去变化并不多。案件太多、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人员编制太少、立案与审理时间太长，都是国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现实存在的困难因素；此外，某些地区的法官有顾虑，担忧一旦作出过高的判赔额，容易导致案件扎堆，进一步增加本就很大的审理压力；权利人也有疑虑，维权积极性一再受挫。举例来说，我们曾经代理一个外观专利侵权案，当时被告方已承认侵权，在调解时也已同意赔偿十几万元；可到了法庭上，法官却一再提醒被告‘我判不了这么多’。”在A先生看来，直到近两年，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才迎来了发展黄金期，“作为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从业者，在这两年之前，我们的收益事实上也一直没有太大突破。不过这两年，随着国内知识产权各部门法不断提升侵权赔偿数额，未来的一切诉讼方向都有向知识产权靠齐的趋势，我们代理的有些案件，更是直接就能收入上百万元，较过去有了实质性突破。无论如何，我依然始终对国内知识产权行业的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A先生刚刚踏入知识产权律师行当的同期，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开头几年。此时，从前给律师做助手的W女士已经是一名律所合伙人了。在“入世”春风劲吹之下，国内众多行业均驶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其中也包括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入世’后，国内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迅速加强，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量也快速增长。这是我所感受到的国内知识产权诉讼变化发展最为突出的第一个阶段。”W女士说道，“第二个阶段出现在这几年。得益于国家不断通过修法提高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知识产权诉讼案件量又一次迅猛增长。一开始接触知识产权时，我就意识到知识产权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朝阳行业。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中国知识产权行业也有了喜人的进步，不过我依然认为，这样的发展速度还是慢了些。这是因为还有不少人没意识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权益，除诉讼外还有很多的资产运作方式，如知识产权授权许可、评估、质押融资等。去年，我们团队就做了两千多个的知识产权融资质押项目。我相信，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行业就如一座深藏地底的富矿，还有无限的潜力等待挖掘。”
疫情：寒冬、暖春与反思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节奏。众多企业因长时间停工停产而积累的巨大营收与支出压力，也传导到了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从业者身上。“由于疫情期间广大企业停工和法院诉讼特殊安排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律所承接的案件量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不少客户缩减了日常法务开支，放弃了原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服务需求，对于原本计划中的维权诉讼也有延迟或者放弃的情况。许多案件没能立案，已经立案的案件也无法推动。到了4月份，情况才有所缓和。我自己带领的团队已经较大幅度地调整了今年的目标，并准备将原本设定的今年和明年目标合并，不强求能完成今年的预期成绩了。”B先生告诉记者。
全国各地法院今年1-4月新收案件的统计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当下面临的困境。今年1-4月，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互联网法院或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案件数量较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而以往年的案件年度统计数据来看，每年立案数量应同比增加10%左右。
在突遇寒流的大环境下，A先生所在的律所同样只能艰难度日。“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我们的业务量自然是很不乐观的，大家只能趁这段门庭冷落的时间抓紧业务学习、苦练内功。”A先生说道。不过，比起自身业务的短期下滑，更让A先生痛心的是，他的一些原本大有前途的客户，再也难以承受疫情的打击：“有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原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这家企业研发的领域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未来方向，企业自身对知识产权挖掘和布局也非常重视，对凭靠知识产权扎根市场的未来也很有信心。我们为这家企业做了专利布局、挖掘、预警分析和维权的‘一条龙’服务，这些服务在当地也非常受政府、科研院所和医疗机构的欢迎和支持。但是，疫情来了之后，该企业由于自身的生物研发领域与新冠病毒无关，一下子失去了市场，最终只能基本放弃了原本的研发。雪上加霜的是，国家对生物研发领域的管控十分严格，这意味着一旦停止研发，这家企业就走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我们也希望疫情过后，一切都能恢复如初，希望那些与新冠病毒没有关系的生物医药领域，仍然可以保持蓬勃的生命力。”
挺过了1-4月最困难的严寒时刻，进入5月，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终于与其他诸多行业一起迎来了复苏。“5月以来的这两个月，我们的业务再次接近饱和。毕竟市场逐渐恢复之后，市场主体对于知识产权服务依然有很大的需求，我们的大多数业务只是被迫拖延而非消失。”A先生对记者说道。“当然，也还不能说疫情的影响就已经完全过去了。首先，国外的疫情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我们的部分客户就遭遇了被外国公司拖欠货款，且对方以疫情期间破产为由拒绝赔付的情况，因此，我们未来的业务发展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变数。其次，如今整体的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办案的思维方式也要随之改变，压在我们身上的学习压力也较以往更重了。现在，我们律所每天都要组织学习新的司法政策、典型案例等，特别是考虑到国外的疫情发展，我们还针对有‘走出去’需求的客户加强了知识产权预警分析和培训，希望这些客户在疫情过后进入国外市场时，能少一些知识产权风险。
未来：机遇、挑战与使命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退潮，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已在谋划未来的出路。对于A先生而言，疫情不仅没有动摇他的从业信心，反倒让他更加看好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未来：“整体上看，疫情过后，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地位更趋稳定，全球高端产品逐渐形成的以中国制造、美国技术为主要形式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不过，就创新能力而言，中国也还需要一段时间赶超发达国家。国内产业升级的步伐，将拉动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齐头并进，未来，国内的知识产权纠纷肯定也会更多。在繁荣的市场环境和鼓励知识产权大保护的政策氛围下，各行各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类型多元的知识产权纠纷高频发生，大家也都更有时间、精力和意愿来打官司。同时，国内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知识产权从业者，他们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天时、地利、人和齐聚，我们对于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的发展，怎么会没有信心呢？”当然，所有人都明白，即使疫情彻底结束，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的未来，也并非就此畅通无阻。“疫情过后，我们从业者既要解决老问题，也要面对新问题。”B先生总结道，“最大的老问题依然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不足的痼疾。未来，我们希望法院能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口号进一步落到实处，提高知识产权司法判决的质量，严惩各类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企业终归都是追求利益的，如果司法能让侵权者付出较高的代价，产业届必然能形成更浓厚的尊重知识产权、尊重创新的氛围；反之，如果侵权成本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上，权利人维权动力的不振，最终也将转化为创新动能的萎靡。”
“最大的新问题，则是从疫情期间延续至今的国际形势。竞争推动创新、合作方能共赢，这本是一条常理，然而，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却愈演愈烈，如此发展下去，甚至可能出现技术脱钩的结果。而比起贸易摩擦的表象，作为其实质的全球技术实力竞争更值得我们关注。这一场新时代的国际竞争，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跑。作为新时代的知识产权人，我们不仅要改变过去‘非敌即友’的简化思维，也要在流动的国际竞争界线两端汲长补短，以足够的耐心坚持不懈地为创新添砖加瓦。这就是我们中国知识产权人在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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