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恩里科·博纳迪奥（Enrico Bonadio） 伦敦圣乔治城市大学
作者：阿琼·索兰基（Arjun Solanki） BPP法学院
翻译：王子祺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一、引言
标准必要专利（SEPs）保护的是实施5G等技术标准所必需的发明，其专利权行使已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围绕许可条件与专利使用费的复杂的、跨司法管辖区的争议——这被称为“专利战”。[1] SEP争议的复杂性源于其同时涉及技术标准、专利法、竞争法及许可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当前，从智能手机到车联网设备乃至工业传感器，各类技术产品均嵌入了大量的SEP。例如，一部智能手机中所采用的技术可能涉及超过25万项专利。[2] 这些专利并非由单一企业独立研发，而是由多家企业通过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等标准制定组织（SDO）协作完成的。[3] 标准制定组织通过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确保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能够实现互联互通。这一过程通过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降低准入门槛，使消费者和制造商共同受益。[4]
由于技术标准通常会纳入专利技术，希望生产合规产品的实施人必须获得实施相关SEP的许可。这种必要性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市场格局：SEP权利人得以对必须使用其SEP的产品开发者形成制约优势，而这种优势地位可能被用于索取超出专利实际技术价值的许可费，即所谓的"专利劫持"问题。[5] 这一问题因“许可费堆叠”而进一步加剧：多个SEP权利人就同一产品分别主张许可费，导致累计的许可使用费总额可能过高，甚至可能超过产品本身的价值。从经济学上看，许可费堆叠可被视为“古诺互补品问题”的一种变体，即多家企业各自控制实施标准所必需的投入要素，并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独立定价。[6] 这最终导致了累计许可费负担高于由单一垄断者控制所有SEP时可能收取的费用，从而推高了消费者价格并抑制了产出。[7]
为缓解此类风险，多数SDO要求其成员承诺以公平、合理和无歧视（FRAND）的条件许可其SEP。FRAND承诺实质上是一项合同性承诺，旨在确保标准实施者能够以合理价格获取实施标准所必需的技术，从而促进该标准的广泛采用与普及。[8] 然而，SDO通常未对FRAND费率的具体构成予以明确定义，而是将这一关键认定交由双方在许可谈判中自行确定。但是，此类谈判却往往难以达成共识，进而引发高风险、跨司法辖区的诉讼。[9]?
有评论者指出，SEP诉讼还可能引发专利“反向劫持”现象——部分标准使用者被指控为不愿支付合理许可费的被许可人，并利用专利权限制规避支付合理许可费。反向劫持的具体表现为：制造商未获许可即使用某一SEP，并故意拖延谈判进程以迫使专利权人陷入耗资巨大且耗时漫长的法律诉讼。然而，鲜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此类行为具有普遍性。[10]
近年来，随着SEP纠纷激增，许多人将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ADR）视为潜在解决方案，理由是其据称具有高效性、保密性以及可遴选专家裁决等优势。[11]实践中，针对SEP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主要表现为调解与仲裁两种形式。调解固然能够促进谈判双方的沟通并提升透明度。尽管在多数案件中调解未必能直接促成许可协议的达成，但经验丰富的调解员介入通常有助于推进谈判进程、缩小双方分歧。我们认为，一方当事人主动启动调解程序，亦应被视为其愿意开展善意许可谈判的积极信号。相比之下，仲裁似乎与SEP纠纷的特殊性显得不甚契合。因此，本文主张，在SEP语境下，仲裁所谓的优势要么被过分夸大，要么需以不可接受的成本为代价；而SEP争议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需要传统法院诉讼的严谨程序与透明度方能妥善解决。[12] 司法机构所具有的费率裁定机制、内在透明度及专业裁判能力等特征，相较于仲裁程序的私密性与保密性，更能为解决此类纠纷提供稳健且一致的制度框架。[13]
在此背景下，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二部分阐述司法机构在许可费率确定中的制度优势，包括：损害赔偿规则的灵活运用、专家证言的审慎采信、法院作为全球FRAND裁决平台的兴起（尽管此举引发争议）[14]，以及对金钱救济的优先适用；第三部分进而探讨透明度及其对可说明性、判例先例与市场信息的影响；第四部分对比仲裁员选任机制，重点分析司法机构的制度设计、专业化程度、上诉监督机制与职业道德；第五节回应可能的反驳观点；第六节为结语。
二、司法程序在许可费率确定中的优势
诉讼的一项核心优势在于，法院在FRAND许可费率的确定上已经发展出一套高度成熟、且日益趋于一致的方法体系。与具有保密性与非先例性的仲裁不同，司法费率确定建立在既有法律和经济原理基础之上、并接受上诉审查。[15] 更进一步的制度性论证在于，FRAND费率的确定本质上是一种结合法律规范、证据材料与市场背景的衡平性考量，而非对法律规则的机械适用。[16]
首先，业界对仲裁员是否具备合理确定FRAND费率的能力存在着广泛的质疑。正如J. Gregory Sidak从美国视角出发所指出的：与拥有充足赛事数据的“棒球仲裁”模式不同,[17]?SEP许可缺乏公开可用的估值信息；仲裁员往往只能在可能均偏离FRAND合理范围的极端报价之间进行抉择，从而难以作出真正符合FRAND原则的裁定[18]。
事实上，FRAND协议包含的条款是多维度的，远不止单一的许可费率比例，其内容涵盖了许可范围及地域适用、合同期限及续约条款、支付结构（一次性打包支付与单台许可费支付）、包含子公司的许可条款、回授条款、交叉许可条款以及最惠被许可人条款等。每个要素都深刻影响着协议的经济价值与公平性。将这些细微的且通常经过个性化协商形成的条款简化为单一数字，不仅会过度简化复杂的商业关系，也无法反映FRAND谈判的真实经济实质。[19] Sidak强调的另一关键问题在于，仲裁员及其他ADR人员无法对整个专利组合的专利有效性进行概率性评估——毕竟这需要对数千项专利逐一进行审查[20]。
基于此，本节将从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诉讼在SEP生态中的优势：（1）传统的损害赔偿原则在FRAND语境下的适应性调适；（2）法院在审查专家证言时所发挥的守门人作用；（3）法院作为全球FRAND裁决机构的兴起；（4）倾向于金钱赔偿而非禁令的救济措施调整。
2.1. 成熟的损害赔偿原则：对 Georgia-Pacific要素的灵活应用及价值分摊原则的核心地位
美国专利法中合理许可费分析的基础框架是Georgia-Pacific十五要素。[21] 这些要素为善意的许可人与被许可人之间的假设谈判提供了全面且灵活的指引，包括可比许可协议、双方商业关系以及涉案专利产品的盈利能力等。然而，审理SEP争议的法院已经认识到，对受FRAND承诺约束的标准必要专利机械套用这些因素并不恰当。例如，在爱立信诉友讯案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明确指出，在RAND/FRAND案件中，Georgia-Pacific框架的诸多标准要素要么并不相关，要么与RAND原则相悖。[22] 例如，第4项要素涉及许可人维持专利垄断的政策，但这显然与FRAND承诺存在矛盾——FRAND承诺要求专利权人向所有意愿实施人提供非歧视性的许可条件。[23] 因此，初审法院被要求避免对Georgia-Pacific的“机械适用”，而应根据具体事实和专利权人实际作出的RAND承诺来制定裁判指引。[24]
价值分摊原则是计算合理许可费的核心，即损害赔偿必须仅反映专利技术贡献的价值，而非多组件产品中未获专利保护的技术特征所产生的价值。[25] 法院通过整体市场价值规则（EMVR）来落实这一原则：只有在专利技术特征驱动市场需求的情形下，才允许以整机价值作为许可费的计算基础。在SEP案件中，法院进一步要求专利许可费必须分摊至专利所带来的增量价值，而不能将标准化过程所创造的附加价值计入专利价值本身。[26]
为贯彻这一原则并尽量减少对许可费判断的不利锚定效应，法院常会采用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标准，将许可费基准限定在实施该专利的最小组件，例如智能手机中的调制解调器芯片。[27] 尽管SSPPU标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性裁判规则，但其可作为一项证据工具，确保许可费金额与被侵权的专利技术价值相对应。联邦巡回法院在非SEP案件中的判决中也同样强调了这一原则。[28]对SSPPU的关注具有明显的美国证据法色彩。此外，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2022-2023年的规则修订中取消了此前对SSPPU方法的特别强调，并明确允许在适当情形下使用“其他适当的价值层级”作为许可费计算基准。[29]
法院通常采用两种互为补充的方法来确定FRAND许可费率：自上而下法与可比协议法。[30] 在美国另一起SEP纠纷TCL诉爱立信案中，自上而下法首先确定整个标准的总体许可费负担，再根据各权利人专利组合实力分配相应比例的许可费。[31] 相较之下，可比协议法则从既有的相同或类似技术的许可协议中推导出合理的费率。实践中，法院往往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以其一作为另一的交叉验证手段，从而增强计算结果的稳健性，并避免极端值的干扰。[32] 不过，这两种方法在学界也遭到了批评。部分学者主张应当完全采用可比协议法，否定自上而下法或其他理论建构，认为专利劫持理论被过度夸大，且市场上真实的许可费率反映的是市场竞争，而非标准化带来的垄断力量。[33] 另有学者强调许可费形成的时间维度的重要性，认为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公允的FRAND费率应体现标准选定前，专利技术相较于其他可用替代方案所具备的事前增量价值。[34]
法院已对这些关切作出了务实回应。例如，同样是在TCL诉爱立信案中，法院将标准化过程中SEP权利人当时的公开声明视为反映标准采纳前技术价值的替代指标，在直接的事前价值数据有限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透明且可操作的解决方案。[35] 与之呼应的是，美国法院在FRAND分析中也以市场可比许可为基础，综合考量许可范围、地域覆盖、签订时机以及专利组合实力等因素，并对受诉讼压力或非FRAND性质议价优势影响而存在瑕疵的许可协议调低其参考权重或折价认定其费率价值。[36] 英国法院的判例亦遵循类似的混合方法路径：深入审查可比许可协议，结合专利组合差异进行调整；再通过自上而下法的分析逻辑进行合理性检验，以确保最终结果处于该技术标准整体许可费负担的合理区间之内。[37] 这种方法同时反映出当今的专利组合许可正日益朝着全球范围的方向构建，因此在分析相关可比协议时，必须结合这一商业现实展开考量。此外，德国法院虽然更侧重于考察当事人的协商意愿及谈判行为，但在费率问题直接成为争议焦点时，仍会认可严格的价值分摊原则的适用，要求以整机价格作为许可费基数必须有证据支撑而不能直接推定。[38]
另一方面，仲裁员在审理FRAND许可争议时面临多重制约，难以达到与法院同等的分析深度。[39] 例如，时间上的限制使其难以全面审查评估复杂的技术证据与经济模型；仲裁权限的范围限制则可能排除其对专利有效性与必要性的认定，从而无法对专利组合进行整体评估。此外，有限的证据开示程序会减少获取关键可比许可数据的渠道从而导致价值估值有缺陷，而专业能力的缺口亦可能出现，即仲裁员往往同时欠缺专利法与复杂经济分析的专门知识。进一步而言，仲裁的程序性约束也使其难以像法院那样，通过多次庭审与专家质证不断修正和细化损害赔偿或费率计算。[40] 相较于法院处理FRAND争议时采用的多元方法，这些局限性必然导致仲裁分析趋于简化。
还有两项证据层面的观点在诉讼实践中日益受到重视，但在ADR程序中却难以得到可信复制：其一，法院已提倡采用专利必要性抽样或其他原则性技术来评估专利组合的实力，避免过度依赖权利人自行申报的SEP数量；[41] 其二，法院要求对关键输入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以揭示哪些假设会影响最终结果，从而使裁判者能够依托可观察的市场数据进行判断，而非单纯采信当事人的主张。[42]
2.2. 法院在专家证言审查中的守门人作用
诉讼的另一项优势在于法院对专家证据的严格把关。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以及多伯特诉梅里尔·道制药公司案明确要求法官确保专家证言具备相关性，且其论证方法具有可靠性。此种审查在SEP案件中尤为重要，因为这类案件的审理高度依赖复杂的经济与技术分析。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同样存在类似的严格要求，通过《民事诉讼规则》第35条及Ikarian Reefer案确立的专家职责与方法论原则，对专家证据进行规范。[43]
美国的Posner法官在苹果诉摩托罗拉案中的判决意见为此提供了例证。他以专家的论证方法缺乏严谨性为由排除了双方提交的损害赔偿相关证言：其中一名专家仅将Georgia-Pacific要素当作检查清单机械套用，未提供任何分析支撑；另一名专家虽提出了次优替代方案，却未就该方案的技术可行性与商业可行性提供充分证据。[44] 这些裁决表明了法院如何筛选投机性方法并在复杂专利争议中运用经济学原则，如避免权利人攫取专利劫持价值。这一职能能够防止不可靠的专家证据影响裁判，并确保许可费确定建立在坚实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
法院对专家证据的司法审查还会与诉讼程序形成协同联动。在法官独任审判中，法官可要求双方同时提交专家报告、共同阐明争议焦点，并通过针对性地专家质询厘清分歧要点。[45] 即使在采用陪审团的案件中，法院仍可限定专家采用符合技术贡献分摊原则的计算模型，并排除可能干扰裁判者判断的锚定效应证据。尽管仲裁员可对专家可信度进行评估，但其不受Daubert等正式证据规则的约束，这就增加了有争议的论证方法在未经同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被采纳并采信的风险；且仲裁决定通常不接受上诉审查。[46] 相较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上述局限性在保障专家证据可靠性方面形成了劣势。
仲裁庭在证据采信上确实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多数仲裁程序并不适用正式的证据规则。与法院要求严格遵循Daubert标准，对方法论、可检验性及同行评审进行审查不同，仲裁员在采纳证据方面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可能采纳在法院程序中会被排除的证据。[47] 仲裁缺乏上诉审查机制，也就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证据标准，每个仲裁庭独立运作，且不受既有判例约束。仲裁员亦不具备法院所拥有的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的权力，其中便包括向非当事方签发传票调取可比许可数据的关键权限。[48] 相较于接受过专业证据评估训练的法官，仲裁员在评估专家技术资质方面，所具备的制度化专业能力也颇为有限。[49] 这就产生了一项系统性风险：那些法院本可依法排除的“伪科学”方法论反而可能在仲裁程序中被采信，从而动摇了复杂的FRAND裁决所依赖的可靠基础——这需要复杂的经济与技术分析。[50]
2.3. 全球FRAND司法裁决的兴起
近年来，各国法院也开始主张对整个专利组合设定全球FRAND许可费率的管辖权。这一趋势大幅提高了国家法院在实务中的影响力，法院以涉国内专利的争议为切入点，进而处理双方之间的全球许可安排。英国最高法院在2020年的无线星球诉华为案中的判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裁决：鉴于专利组合许可日益全球化，逐个国家单独核定FRAND费率的模式既低效又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只要符合商业现实，英国法院即有权确定裁定全球FRAND条款。[51] 其他司法辖区亦紧随其后。近年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确立全球许可条款方面的司法实践，展现出中国知识产权法院日趋成熟的专业能力及其面向全球的制度抱负。[52]
随着英国、美国、中国与德国相继争夺全球FRAND裁判的诉讼高地，这些司法辖区更有动力作出论证充分、利益平衡且经济逻辑严谨的判决。这种竞争格局并非是有利权利人或有利实施人的单边规则之争，而更像是一场“趋中竞赛”：各司法辖区逐步建立统一且透明的全球费率裁定方法，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判例体系。[53] 但如前文所述，全球FRAND费率裁定机制亦饱受批评。具体而言，这种做法被认为有悖于专利法的地域性原则，可能引发各国法院司法管辖权过度扩张的风险，且可能忽视不同司法辖区间专利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性。[54]
司法管辖权的竞争亦引发了法律适用层面的难题。英国法院在设定全球许可条款时适用英国合同法，中国法院则适用中国法律。这一现实促使SEP权利人与实施人竞相择地行诉，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分歧，从而使建立统一、可预期的许可框架更加复杂。[55] 为协调平行诉讼并降低判决冲突风险，各国法院已运用包括禁诉令与反禁诉令在内的程序性工具进行规制[56]，例如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微软诉摩托罗拉案中签发的禁诉令，以及德国上诉法院在诺基亚诉大陆集团案中作出的反禁诉令。[57]
制度和机构层面的发展或可进一步规范全球性FRAND争议的解决。统一专利法院（UPC）及其下设的专利调解与仲裁中心（PMAC），正着力打造一个专业化的泛欧洲争议解决平台。尽管PMAC可提供ADR服务，但任何和解协议均需经统一专利法院作出裁定予以确认后方能具备强制执行力，从而将其纳入司法监督体系并提供公开记录。[58] 与此相关的是，早在欧盟法院（CJEU）在华为诉中兴案中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之前，[59] 欧盟竞争执法机构已为SEP禁令的适用规则设定了约束条件——摩托罗拉与三星案中明确限制了权利人对善意被许可人寻求禁令救济的行为，这些措施旨在使法律救济手段与FRAND原则项下的非歧视要求以及技术准入目标相协调。[60] 这些机制与专业化裁判、平行诉讼管理、竞争法约束的协同作用，正推动形成可互通的裁判方法体系，同时也抑制了当事人策略性寻求排他性救济的动机。
另一方面，仲裁程序缺乏构建公开、协调的全球FRAND制度框架的结构性职权。例如，仲裁员无权强制第三方参与仲裁或保障不同司法辖区间的协调——这两者对于管理平行诉讼、实现全球非歧视性裁决结果至关重要。同时，仲裁也无法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竞争法议题[61]，也不能像UPC那样将程序结果纳入统一的司法记录。这不可避免地引发裁决标准碎片化、法律适用不统一以及执行力受限的风险，该风险在涉及复杂、跨司法辖区的专利组合与竞争法交叉的争议中尤为突出。因此，仲裁无法确保如前所述的全球协同性、公开透明度且能够形成裁判先例的功能。实际上，仲裁裁决仅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且如前所述缺乏公开透明度，既不受上诉审查约束，更无法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判例。仲裁员无法强制第三方参与程序，也无法在不同司法辖区间统一标准，这从根本上制约了解决全球FRAND许可与地域性问题的努力。[62] 这削弱了管理平行诉讼、择地行诉与禁诉令的能力，因为此类ADR机制既无法实现司法整合或竞争法监管职能，也难以达成各国法院或UPC体系所具有的法理清晰性与裁决可执行性。
2.4. 优先适用金钱救济而非禁令救济
各国法院还普遍呈现出优先适用金钱救济而非禁令救济的鲜明倾向。在美国，eBay诉MercExchange案从根本上重塑了专利救济规则：该案摒弃了任何倾向于支持永久禁令的一般性裁判规则，同时要求权利人主张衡平法救济时，必须满足传统的四要素审查标准。[63] 具体而言，原告需举证证明自身已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现有法律救济手段存在不足、给予禁令的利益困难权衡具有合理性，且禁令的作出与公共利益相契合。[64] 这一原则对SEP纠纷具有重要影响。正如Lemley和Shapiro所指出，作出FRAND承诺的专利权人，实则已放弃对愿意接受许可的实施者主张禁令的权利。[65] 在SEP争议场景下，禁令救济的威胁是引发专利劫持的主要动因——它使得权利人能够索取基于市场排除成本而非技术贡献价值的许可费。鉴于智能手机这类复杂产品往往会涉及数千项专利，若仅针对其中一项非核心的SEP作出禁令，可能给实施人及公众获取标准化技术的利益带来不相称的损害。
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全球司法实践普遍对禁令救济持审慎立场。欧盟法院在华为诉中兴案中确立了一套详尽的程序框架，要求SEP权利人在寻求禁令前必须遵循的步骤，包括向被控侵权方提供符合FRAND原则的书面许可要约[66]。该框架实质上将禁令救济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拒绝善意协商的非善意被许可人。这种司法取向已成为多个司法辖区的共同特征，Jorge Contreras与Martin Husovec的研究亦印证了这一点：在他们考察的所有司法辖区中，授予专利禁令从未是“纯粹自动的过程”，“即便是最严格的法律体系，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保留一定程度的裁量空间或灵活性”。[66]
这种跨越关键司法辖区的一致性司法实践，确保SEP的专利权主张通常集中于确定合理的金钱补偿，从而促进标准化技术的广泛普及，防止专利禁令被用作获取战略性优势的工具。但仲裁等ADR工具在制度层面无法确保其能像法院那样，在FRAND争议中秉持优先适用金钱救济而非禁令救济的立场。[67] 不同于法院会适用诸如eBay案四要素衡平法救济标准等成熟的裁判规则，仲裁员往往缺乏相应专业训练，难以对难以弥补的损害、法律救济手段的充分性及公共利益考量进行平衡判断。[68] 换言之，仲裁员可能会优先考虑合同性救济，而非关乎标准化技术获取的广泛公共利益考量。此外，仲裁过程和决定的保密性阻碍了对禁令救济进行约束的透明框架的形成，这与公开的司法判例确立的FRAND特定限制形成鲜明对比。且在缺乏上诉审查与在先判例约束的情况下，[69] 仲裁员对衡平法原则的适用可能出现标准不一的问题，可能倾向于支持法院在既有FRAND法理下只在例外情况下才会允许的排他性禁令救济。
三、法院诉讼程序的透明度优势
法院的职能不仅限于解决个案争议。通过公开开庭审理和发布说理充分的判决，法院能够形成有助于实现FRAND许可可预测性的信息与规范。[70] 在SEP案件中，此种透明度主要发挥两重作用：一是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二是提供当事人在谈判中可参考的基准。[71]
本节主要讨论透明度的三方面影响：第一，依托司法公开原则及裁判文书公开实现对司法裁判的质量问责；第二，通过逐步发展的裁判规则为未来谈判提供指引；第三，借助公开裁判方法与结果减少信息不对称。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指出的是，对透明度的追求并非以牺牲个案程序中的保密性为代价。实际上，法院通常会通过如所谓的“保密俱乐部”等程序性保障措施，在将司法推理的实质内容向公众公开的同时确保敏感材料得到保护。[72] 通过这种方式，公众对司法判决的获取有助于补充FRAND原则中的非歧视原则，增进市场主体对许可环境的信任，并强化透明度所意在保障的可预测性与公平性。换言之，透明度与FRAND的非歧视承诺是相辅相成的，而非相互冲突的。[73]
3.1. 公开获取与问责机制
如前所述，诉讼与仲裁的根本区别在于法院程序的公开性。法院的诉讼文件、庭审过程及裁判文书原则上均对外公开，由此形成可公开查阅的争议解决记录。正如我们所见，这种透明度不仅惠及更广泛的许可生态，亦能促进专利权主张过程中的问责机制。与仲裁不同，法院案件会产生公开判决，使处于类似情境的当事人能够了解许可先例及市场费率。对于标准实施人、SEP权利人及SDO等利益相关方而言，公开的司法推理有助于开展信息更充分的谈判，同时便于对FRAND裁判中的方法论选择进行监督审查。[74]
此外，在普通法体系中，公开审理原则支持支持非案件当事方在必要的保密措施和比例原则为前提下获取提交法庭并在庭审中被援引的文书。[75] 英国最高法院已确认，若赋予该查阅权有助于实现公开司法，法院即享有作出此决定的固有管辖权。[76] 近期的FRAND判决也体现了这一平衡：如前所述，法院会发布经过针对性删节的公开版本，以在保护商业秘密的同时，保留对市场具有指导意义的法律推理。[77] 这一做法亦为统一专利法院（UPC）等新兴司法机构所借鉴，该法院不仅会公开裁判结果，同时允许公众查阅经涉密信息删减后的案件材料。[78]
SEP争议的特殊性质进一步强化了公开问责和公众监督的必要性。4G/5G等技术标准构成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因此其使用许可条件必然涉及公共利益。正如我们所见，许多法律体系承认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私法裁决：尽管仲裁可对商业争议作出裁决，但法院有权拒绝承认或执行违反公共政策的仲裁裁决。[79] 在欧盟境内，竞争法即属此类公共政策范畴，法院必须有权撤销不遵守竞争法原则的仲裁裁决。[80] 《纽约公约》亦作出类似规定，若承认或执行仲裁裁决将违背管辖地的公共政策，则可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81]
ADR、尤其是仲裁的支持者，往往将保密性列为其主要优势。[82] 正如爱立信副总裁罗伯特?厄尔所指出，FRAND仲裁的当事方通常希望避免其许可协议条款公开，因为这可能在未来谈判中带来不利影响。FRAND仲裁中的当事人通常不愿公开其许可协议条款，因为这可能会使其在后续谈判中陷入不利境地。[83]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法院同样拥有保护敏感信息的工具，包括签发保护令、对证据采取不公开质证方式以及实施匿名化处理等。
还应当指出，在FRAND语境下，系统性保密的机制可能带来不利影响。正如前文所述，非歧视性原则要求处于类似地位的被许可人获得相同或相近的许可条款，而普遍存在的保密机制不仅使外界难以进行核查，也会固化并加深信息不对称。[84] 而诉讼通过公开判决及说理论证，既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又能通过针对性删减保护具有竞争敏感性的材料。[85]
3.2. 对未来许可的判例价值
法院判决会产生具有约束力的判例，即使在大陆法系下，也会形成体系化的具有说服力的权威判例，这些都为未来的许可谈判与司法裁判提供了指引。遵循先例原则有助于提升裁判的一致性与可预见性，从而降低法律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86]?判决的公开性可使当事人对照已确立的司法认定校准自身谈判立场，并预判法院对许可费核心估值问题（包括许可费分摊、可比许可协议、专利组合强度、地域范围等）的处理思路。此外，尽管英国和其他司法辖区的FRAND判例尚未形成完全统一或完善的体系，但仍逐步构建起一套涵盖全球专利组合许可至非歧视原则适用等诸多议题的裁判规则体系。
相比之下，商事仲裁中的仲裁裁决并不具有正式的先例效力。尽管已公开的仲裁裁决可能产生一定的说服性影响，即所谓的“软先例”，但并不存在约束后续仲裁庭的遵循先例原则。[87] 这就导致重复性争议频发，且同类争议的裁决结果易出现不一致。对法律问题提起上诉的途径有限，以及基于重大程序瑕疵提出异议的高门槛，进一步削弱了法律原则统一适用的可能性。[88] 换言之，已公布的仲裁裁决作为“软先例”的影响力,无法达到法院判例那种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性。法院能够要求在诸如价值分摊原则、整体市场价值规则（EMVR）分析以及最小可售专利实施单元（SSPPU）方法等问题上实现裁判标准的统一适用，而仲裁裁决难以达到这一效果。[89] 各仲裁庭均独立运作，缺乏法院依托遵循先例原则所形成的系统化裁判思路。[90] 这并非是对仲裁及其他ADR工具本身的批判，而是这种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的私人争议解决程序的结构性特征。例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虽已受理约80起FRAND调解案件及大量仲裁案件，[91] 但这些裁决均无法为后续仲裁庭创设具有约束力的裁判规则。事实上，近期涉亚欧当事人的争议虽体现了仲裁在跨境争议中的实用价值，但其裁决结果仍属于孤立的先例，不具备普遍的参考约束力。另有研究显示，国际商会（ICC）商事仲裁裁决中仅有15%会援引既往裁决，足见仲裁领域对先例的依赖程度十分有限。[92]
近期一则案例恰好印证了前述担忧，即在同类问题上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决结果。在国际商会受理的两起涉及Venture Global液化天然气供应合同的并行仲裁中，两个仲裁庭基于实质相同的事实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石油公司就延迟履约问题对Venture Global提起的仲裁请求获得支持[93]，而壳牌公司就同一工厂延误及供应中断对同一被申请人提起的仲裁却遭遇败诉[94]。这种分歧促使市场观察人士质疑：仲裁结果是否仅由仲裁员的选任决定。对于一次性商业纠纷，此类不一致性或可容忍；然而在SEP领域，经仲裁确定的许可费率将成为后续许可谈判的基准，不可预测且相互矛盾的裁决将动摇FRAND承诺所保障的稳定性与非歧视性准入。这种不透明性既阻碍了对裁决说理的实质性审查，也加剧了行业利益相关方在评估适当许可条款时的不确定性。
3.3. 对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价值
法院判决还能够生成通过仲裁难以复制的市场信息。公开判决披露了分析步骤、许可费率设定方法及核心裁判结果，从而支持包括缺乏资源建立大型私有数据库的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进行更高效的谈判。欧盟委员会强调，透明度和信息可获得性对构建运作良好的SEP许可框架至关重要，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小型实施人。[95] 此外，公开判决中披露的分析框架、费率设定方法及最终费率，也为其他专利权利人提供了宝贵参考，使其能够调整许可实践和策略；最重要的是，专利权利人能够据此评估自身专利组合的定价基准。
相比之下，仲裁的保密性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多次许可专利的权利人可能积累了私有的裁决结果和估值模型数据库，而新的实施人几乎无法获取相关信息——这种不对称可能助长价格歧视，并增加验证FRAND非歧视条款的难度。[96] 国际层面日益凸显的透明度改革趋势，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投资人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也印证了一个愈发明确的共识：涉及公共利益的争议解决，亟需通过说理充分的公开裁决及关键文件的公开获取来实现。[97]
四、司法专业化与仲裁的局限性
FRAND纠纷通常围绕一些反复出现的技术与经济问题，因而纠纷解决机构的选择至关重要。法院可通过反复接触同类案件、建立专业法官名单以及上诉机制所形成的反馈不断积累专业经验；法院也会提供公开的裁判理由并接受上诉法院审查。[98]
仲裁虽具有灵活高效的优势，但其缺乏与法院相当的制度性保障，也难以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或对未来案件具有长期指导价值的裁决。本节简要阐述司法专业化对FRAND争议解决至关重要的三方面原因：一是司法专业经验的积累；二是上诉程序与司法伦理所发挥的纠正与规范作用；三是可仲裁性及裁决可执行性的限制，这些均对会裁决的效力产生影响。
专利审判得益于那些审理大量技术复杂性争议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稳定审判实践的司法机构。在美国，国会于1982年设立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促进专利法的统一适用与专业审判；通过集中审理专利上诉案件，有效减少了此前因各地区巡回法院的法律适用分歧而滋生的择地行诉现象。[99] 此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通过其审理的案件，就专利有效性、侵权认定与救济措施等核心议题持续提供指引，其裁判规则反过来又影响了地区法院的案件管理及专家实务实践。[100]
其他司法辖区也遵循了类似路径。在英格兰及威尔士，专利法院被列入指定专门机构名单，设有独立的程序指引和适配于技术证据及保密需求的专门化案件管理机制。[101] 在德国，专利侵权案件集中由少数经验丰富的地区法院审理，主要包括杜塞尔多夫、曼海姆及慕尼黑地区法院，侵权案件的上诉由专业合议庭审理，而专利效力问题则由联邦专利法院单独审查，这体现了德国专利案件的双轨审理模式。[102] 中国则于2019年设立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以集中审理复杂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并统一全国范围内的裁判尺度。[103] 在欧洲层面，统一专利法院（UPC）目前设有专门的初审及上诉法院，对单一专利及选择加入的欧洲专利行使泛欧管辖权。
司法专业化对于FRAND裁判至关重要。熟悉专利组合许可、必要性抽样及价值分摊技术的法院，能更有效地审查可比协议、区分标准衍生的价值与技术贡献，并据此构建具有前瞻性的救济措施。专门化的集中审理还可以提升案件管理工具的运用效果，例如保密机制、统一组织的技术说明会，以及前文提到的“专家质询”制度。这些机制在保护合法商业秘密的同时，也有助于确保事实认定的可靠性。[104]
另一方面，仲裁员在确保专业化能力达标方面存在固有局限。个案式的临时选任缺乏专业合议庭在审理数以千计案件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化一致性及深厚技术知识积累。[105] 此外，仲裁机构的制度性支持有限，无法提供专门法院所具备的完善的案件管理工具和技术数据库。
此外，诉讼具有仲裁难以完全复制的制度性保障。上诉审查能够纠正原审裁判错误、统一裁判规则、针对反复出现的争议问题提供公开裁判指引。在FRAND语境下，微软诉摩托罗拉案确认了由法官审理确定RAND许可费的做法，并阐明了用专利池、可比许可案例及交叉核验的合法适用情形；[106] 在爱立信诉D-Link案中，法院则对陪审团指示内容及损害赔偿证据作出严格限制，要求裁判需尊重价值分摊原则，避免将标准化本身带来的价值纳入赔偿计算范畴。[107] 在英国，FRAND判决可被上诉，这一过程通过上诉机制使法律适用得以逐步明晰，同时又能对敏感材料进行定向脱敏以保护商业秘密。
相比之下，仲裁裁决通常具有终局性与约束力，且可据以提起上诉的理由极为有限。[108] 仲裁的终局性往往被视为提升争议解决效率的核心优势，但这一优势的实现，是以牺牲上诉这一关键监督机制为代价。在FRAND仲裁中，上诉审查机制的缺失意味着，一份存在错误或说理不充分的裁决，可能会对当事人及相关市场产生重大且不可逆转的影响。[109] 司法伦理规则通过促进公正性并防止利益冲突，为司法体系提供了另一层制度性保障，而这一保障在仲裁程序中相对缺乏正式化的制度设计。尽管仲裁员同样负有独立与公正的义务，但确保这些义务得以贯彻的机制，仍不及司法体系中的相关制度那样健全。[110]
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当事人可能拒不履行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相比，仲裁的一大劣势即在于其裁决的执行存在不确定性。不同于在一国内具有直接执行力的法院判决，仲裁裁决必须经由国家法院予以司法承认与执行。这一额外程序不仅会造成程序迟延，还会引发实体性风险。法院可能以多种理由拒绝执行仲裁裁决，例如出于公共政策考量、程序缺乏正当性、裁决超出仲裁协议约定范围等，从而给胜诉方带来结果上的不确定性。更进一步而言，即便仲裁裁决形式上获得承认，当地法院在执行标准上的解释或适用也可能因在不同司法辖区间而有所差异。相比之下，法院判决，尤其是那些具备成熟上诉和执行机制的司法辖区的法院判决，通常具有更高的可预测性、透明度和权威性。因此，仲裁裁决对司法承认的依赖削弱了其效力，也使得仲裁在处理复杂、跨国争议（如涉及SEP案件）时所谓的效率优势大打折扣。
五、对反对意见的回应
仲裁的支持者通常强调其效率高、能够选择具备技术专长的仲裁员，以及具备保密性等优势。这些优势在普通商事争议中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在涉及SEP的纠纷中，均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并非无条件适用。
就效率而言，仲裁的前提在于采用信息有限披露的私有程序会比法院诉讼的审结速度更快且成本更低。然而，一旦考虑到SEP争议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并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的结构性特点，这一主张便显得缺乏说服力。[111] 专利有效性与侵权认定通常由专门法庭审理，而许可费问题则另行处理；这种并行审理模式不仅增加了专家工作量，还会导致程序排期上的冲突。仲裁程序中的合并审理与追加当事人以各方同意为前提，并受到仲裁规则的严格限制；而在专利组合许可中，当事人或合同条款往往存在差异，这导致独立的仲裁程序会大量涌现。[112] 仲裁地的选择还会带来另一重不确定性：依据仲裁地法提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以及执行地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程序，均可能拖延甚至阻碍仲裁裁决的执行。因此，应当指出的是，一方当事人拒绝仲裁的行为，不能当然推定其不愿按照FRAND条件达成许可协议。同时也应注意到，ETSI等主要标准制定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并未将仲裁规定为解决SEP相关争议的指定方式——这似乎再次印证了仲裁并不完全契合SEP争议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就专业能力而言，单凭设立具备技术专长的仲裁庭，并不足以确保实现FRAND费率确定所要求的法理一致性。关键在于需长期接触专利组合许可案件，形成一种能够为外界检视的法律推理规范。专业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且关键在于——如前文多次指出——其在一个公开裁判理由并设有上诉审查的制度框架中运作。而仲裁程序在设计上彼此独立，正如我们所见，仲裁并不存在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法原则。已公开的仲裁裁决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其中的方法论错误如果不加以纠正可能会长期存在，无法像司法判决那样通过公开说理在各案之间发挥协调作用。
就保密性而言，问题核心并非保护商业秘密——如前所述，法院完全能够并已经提供此类保护。真正的问题在于，保密性导致用于审查权利人是否遵守非歧视原则以及对类似地位的被许可人之间的许可条件进行对标所需的相关信息存在系统性缺失。[113] 保密性在双边仲裁中或许具有吸引力。然而，在基于互操作性标准构建的市场中，保密性会造成信息不对称，使经验丰富的市场参与者占据优势。若当事人仍倾向于选择仲裁，相应的制度设计也较为明确：形成可予公开且附具裁决理由的仲裁裁决；或通过同意令将仲裁结果纳入公开裁判文书；向仲裁庭结构化披露可比许可协议，并在裁决中附上相关信息的匿名化摘要；以及在适当情况下采用最终报价仲裁模式缩小争议范围，同时保证裁决理由具备足够透明度，以供第三方参考借鉴。[114]
这并非全盘否定仲裁的作用。它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发挥价值：例如用于落实法院设定的框架、解决特定的会计或合规争议，或在公开判决所设定的参数范围内确定许可费率。但若将其作为跨专利组合与市场确定FRAND费率的默认机制，其优势则取决于一些仲裁难以保障、而法院在制度上更能提供的关键条件。
六、结语
SEP争议处于技术标准化、专利组合全球许可与竞争法限制的交叉领域。本文指出，法院相比仲裁机构在应对所有相关问题上更具优势。事实上，法院已发展出透明且可审查的费率确定方法，其核心依据包括：价值分摊原则、可比协议的体系化运用，以及对专家证据的规范审查。当商业实践需要时，法院还承担起确定全球专利组合许可条件的任务（尽管如前所述，这一现象曾受到批评），并且法院倾向于将救济措施调整为以金钱赔偿为主，而非排除性救济。综合来看，这些制度特征有助于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减少信息不对称，并为市场提供可用于可供未来谈判参照的基准。
仲裁在普通商事案件中确有其合理性，但在SEP争议语境下，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专利组合的范围与多方影响，使基于当事人同意的整合机制面临压力；有限的审查机制与判例制度的缺失，削弱了法院所具备的纠错功能。此外，仲裁制度下的保密性会破坏FRAND中的无歧视要求，因为必要的可比信息被隐匿，无法用于衡量许可条件的公平性。上述分析并非全盘否定仲裁的适用，而是明确其应有的功能定位。仲裁可作为诉讼的辅助手段，用于执行许可费支付机制、划分地域范围，或解决判决后的财务核算问题。仲裁可在不牺牲透明度的前提下发挥价值。因此，对仲裁的定位应当是务实和功能性的。对于需确定跨全球专利组合和市场的许可费率的争议，公开裁判能够提供FRAND所需的专业化、监督及透明性。仲裁虽有其适用空间，但不应作为默认的争议解决平台。在SEP许可中，裁判结果不仅决定当前争议，更影响未来谈判，因此诉讼仍是产出公正的、具备可执行性和长效性的裁决结果的更优途径。
原文链接：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5728062
参考文献：
[1] Roya Ghafele, “(F)RANDONOMICS” (2021) 20 Colorado Technology Law Journal 63, 78.
[2] Roya Ghafele (见前注[1]) 73.
[3] Richard A.H. Vary, “Arbitration of FRAND Disputes in SEP Licensing” in Pierce and Gunter (eds.) The Guide to IP Arbitration (GAR 2021), 160.
[4]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795 F.3d 1024 (9th Cir. 2015), 8-9.
[5] 关于专利劫持问题在美国语境下的相关讨论，可参见Carl Shapiro and Mark Lemley, “The Role of Antitrust in Preventing Patent Holdup” (2020) 16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2019; Joe Kattan and Chris Wood,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and the Problem of Hold-Up” (2013), 访问链接：https://papers.ssrn.com/abstract=2370113; Joseph Farrell, John Hayes, Carl Shapiro and Theresa Sullivan,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Hold-Up” (2007) 74 Antitrust Law Journal 603; G E Evans, “Negotiating FRAND-Encumbered Patent Licences” (2021) 16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1091; Alexander Galetovic and Stephen Haber, “The Fallacies of Patent-Hold-Up Theory” (2017) 13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
[6] Casadesus-Masanell, Ramon, Barry Nalebuff, and David B. Yoffie, “Competing Complemen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No. 09-009, 2008年7月.
[7] Mark Lemley & Carl Shapiro, “Patent Holdup and Royalty Stacking” (2007) 85 Texas Law Review 1991, 2013-2015; Jorge L. Contreras, “A Brief History of FRAND: Analyzing Current Debates in Standard Setting and Antitrust Through a Historical Lens” (2015) 80 Antitrust Law Journal 39.
[8] Joseph Farrell et al., “Standard Setting, Patents, and Hold-Up” (2007) 74 Antitrust Law Journal 603, 609-610.
[9] Mark Lemley & Carl Shapiro, “A Simple Approach to Setting Reasonable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2013) 28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135.
[10] 就美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参见Brian J Love and Christian Helmers, “Patent Hold-out and Licensing Frictions: Evidence from Litigation of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2023) 8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02978 （该文就2010–2019年期间提交至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案件卷宗中涉及专利反向劫持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专利反向劫持与SEP组合规模及执法不确定性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未发现专利反向劫持——无论诉前或诉中——与SEP权利的国际布局广度之间存在联系）。持相反观点者，可参见Nicolas Petit and Bowman Heiden, “Patent ‘Trespass’ and the Royalty Gap: Exploring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Patent Holdout” (2018) 34 Santa Clara High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79.
[11] Gary L. Benton & Steven K. Andersen, “Technology Arbitration Revisited” (2019) 74(4)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1.
[12] Barbara Lauriat, “FRAND Arbitration Will Destroy FRAND” (2024) 30 Michigan Technology Law Review 1; Jorge L. Contreras, “The New Extraterritoriality: FRAND Royalties, Anti-Suit Injunctions and the Global Race to the Bottom in Disputes over 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 (2019) 25 Bos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w 251, 289-290 （主张“司法裁决本身具有一种通过私人手段难以复制的制度性合法性”）.
[13] Turki Alkaladi, “Arbitration of Patent Disputes: A Comparison of th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Switzerland, and Australia-Part I” (2024) 78(2)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189 （指出保密性是ADR保护许可费率方面的关键优势）.
[14] Enrico Bonadio & David Katz, “Borderless Patents: How Foreign Patent Injunctions Undermine National Court Patent Jurisdiction”, Rutgers Law Review （即将发表于2025年）； Enrico Bonadio and Rishabh Mohnot,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Global Licensing Approach and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ity, Kluwer Patent Blog, 2022年9月6日.
[15] Mark R. Patterson, “Confidentiality in Patent Royalty Arbitration” (2020) 75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61, 67-74.
[16] Marta Krason, “On FRAND-ly Terms: Examining the Role of Juries in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 Disputes”(2025) 92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439, 1479-1486.
[17] “棒球仲裁”特指一种争议解决机制：当事双方各自提交最终方案，仲裁员必须不加修改地选择其一方提案作为裁决结果。该程序起源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薪资纠纷解决实践——通常球员与球队各自提交最终薪资报价，仲裁员必须二选其一，由此形成了这种模拟职业棒球合同谈判特点的独特仲裁模式。参见Edward Silverman, Dick Woodson's Revenge: The Evolution of Salary Arbitration in Major League Baseball, Pepperdine Law Review 21 (2013).
[18] J. Gregory Sidak, “Mandating Final-Offer Arbitration of FRAND Royalties for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18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1 (2014), 访问链接：http://stlr.stanford.edu/pdf/frandroyalties.pdf, pp. 29-31.
[19] 同上, p.14.
[20] 同上, pp.22-24.
[21] Georgia-Pacific Corp. v. United States Plywood Corp., 318 F. Supp. 1116 (S.D.N.Y. 1970), at 1120.
[22] Ericsson, Inc. v. D-Link Sys., Inc., 773 F.3d 1201 (Fed. Cir. 2014), 1230-1232.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 1226.
[26] 同上, 1232.
[27] 同上, 1227.
[28] LaserDynamics, Inc v Quanta Computer, Inc., 694 F 3d 51 (Fed Cir 2012); Lucent Technologies, Inc v Gateway, Inc., 580 F 3d 1301 (Fed Cir 2009).
[29] IEEE Standards Association, Standards Board Bylaws (经2023年1月1日修订) section 6 (Patents).
[30] Roya Ghafele (见前注[1]) 65.
[31] TCL Commc’n Tech. Holdings, Ltd. v. Telefonaktiebolaget LM Ericsson, No. 8:14-cv-00341, 2017 WL 6611635 (C.D. Cal., 2017年12月21日), 15.
[32] Roya Ghafele (见前注[1]) 92.
[33] Alexander Galetovic & Stephen Haber, “SEP Royalties: What Theory of Value and Distribution Should Courts Apply?” (2021) 17(2) The Ohio State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89.
[34] Rebecca Haw Allensworth, “Casting a FRAND Shadow: The Importance of Legally Defining “Fair and Reasonable” (2014) 22 Tex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ournal 235, 244-246.
[35] TCL v. Ericsson (见前注[31]) 19.
[36]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 3d 872 (9th Cir 2012).
[37] 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2017] EWHC 711 (Pat);?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 Ors v Lenovo Group Ltd & Ors [2023] EWHC 539 (Pat).
[38] Klaus Grabinski, “Damage Calculation in German Patent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IP Key Europe, 2016),
[39] Damien Geradin, “FRAND Arbitrat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016); Eli Greenbaum, “No Forum to Rule Them All: Comity and FRAND” (2019) 94 Washington Law Review 1085.
[40]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v Lenovo Group Ltd （见前注[37])，该案中的FRAND许可条款经五次技术审判及一次专门的FRAND审判后确定）.
[41] In re Innovatio IP Ventures, LLC Patent Litigation 2013 WL 5593609 (ND Ill. 2013年10月3日).
[42] Unwired Planet Int’l Ltd. v. Huawei Techs. Co., [2017] EWHC 711 (Pat), para 806.
[43] National Justice Compania Naviera SA v 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The Ikarian Reefer) [1993] 2 Lloyd’s Rep 68 (QB); Civil Procedure Rules (UK) Pt 35 and PD 35.
[44] Richard A. Posner, Opinion and Order in Apple, Inc. v. Motorola, Inc., No. 1:11-cv-08540 (N.D. Ill. 2012年6月22日).
[45] “专家质询”制度是一种由双方当事人的专家证人同时出庭作证，在法官主持的讨论中回答问题的法律程序。这种方式鼓励直接互动、澄清分歧，从而促进技术问题的高效解决。对此，可参见：Edie Green and Natalie Gordon, “Can the ‘Hot Tub’ Enhance Jurors’ Understanding and Use of Expert Testimony? Wyoming Law Review (2016); David Wilson, Christopher Sharp, Sue Gilchrist, Nina Fitzgerald, Hot-Tubbing Experts: is there Scope for the Use of Concurrent Expert Evidence?, (2013) 8(9)?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 Practice 691–699.
[46] Thomas D. Halket,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the Arbitration of IP Disputes” in Comair-Obeid & Brekoulakis (eds) The Plurality and Synergies of Legal Tradi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ooking Beyond the Common and Civil Law Divide (2023) 345-356.
[47] MPJ v. Aero Sky, L.L.C., 673 F. Supp. 2d 475, 501 (W.D. Tex. 2009).该案指出，根据美国仲裁协会（AAA）《商事仲裁规则》进行的仲裁，并不要求提交专家证人的当事方严格遵守Daubert标准；且仲裁员可以在不遵守正式司法证据规则的情况下采纳专家证据。
[48] 另见Duncan Speller, Matthias Schrader, Svenja Wachtel, Dr. Marc Dietrich, Jack Davies, Justin Li, and Mark Feldner, “Obtaining Evidence from Non-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llkie Farr & Gallagher LLP Client Alert, 2022年9月26日，访问链接：www.willkie.com/publications/2022/09/obtaining-evidence-from-non-parties。该文探讨了仲裁庭在强制非当事人提供证据方面的权限限制，重点分析了英国、德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及美国等不同司法辖区的核心制度差异，并就如何通过国内法院调取非当事人证据提供了实务指引。
[49] MW Swinehart, “Reliability of Expert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8, no. 4 (2017), pp. 771–824 (该文讨论了仲裁员相较于法官在评估专家证据方面需改进之处，并并指出其在证据审查方面相对缺乏科学训练背景)； Doug Jones, “Redefining the Role and Value of Expert Evidence”, ICC Arbitration Commission Report (2021), 访问链接：https://dougjones.info/content/uploads/2021/12/DJ-ICC-Expert-Evidence-Post-Conference-Updated-Chapter.pdf (该文讨论了国际仲裁中专家证据角色的动态演变，并建议采取主动的案件管理策略，以提升专家证言在仲裁程序中的价值、效率与可靠性).
[50] 一般而言，关于商事仲裁与法庭审判在证据听证程序上的差异，参见John Gardiner, Barry H. Garfinkel, and Gunjan Sharma, “The Evidentiary Hearing”, Chapter 12 in?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 Arbitrating Commercial Disp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该章内容涵盖证人询问程序、专家证言标准与证据规则；探讨了仲裁对证据的灵活处理方式、Daubert标准的有限适用、证人会议技巧，以及仲裁听证区别于传统诉讼程序的程序性差异).
[51]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020] UKSC 37.
[52] Aaron Wininger, “China’s Supreme People’s Court Again Affirms Right to Set Global Licensing Rates for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China IP Law Update, 2023年9月12日).
[53] Zhenxing Zheng, “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to Set the Ground Rules for the Global Licensing of Standard-Essential Patents” (2024) 14 N.Y.U.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Entertainment Law 1, 40-41.
[54] Bonadio & Katz; Bonadio & Mohnot (见前注[14]).
[55] King Fung Tsang & Jyh-An Lee, “Unfriendly Choice of Law in FRAND” (2018) 59(2)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0, 295-296.
[56] Contreras (见前注[12]) 283.
[57] 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 696 F 3d 872 (9th Cir 2012); Nokia v Continental, 慕尼黑地方法院，2019年7月11日裁定, Case-No. 21 O 3999/19.
[58] Pierfrancesco C. Fasano, “The Patent Mediation and Arbitration Centre (PMAC) of the Unified Patent Court (UPC): A Game Changer for European Patent Disputes” (2022) 76(3) Dispute Resolution Journal 71, 71-75.
[59] Case C-170/13,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v ZTE Corp. and ZTE Deutschland GmbH, 欧盟法院（大审判庭）2015年7月16日判决.
[60] Case AT.39985 - Motorola - Enforcement of GPR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欧盟委员会2014年4月29日决定(参见 IP 14/489); Case AT.39939 - Samsung - Enforcement of UMTS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欧盟委员会2014年4月29日决定 (参见 IP 14/490).
[61] Assimakis Komninos, Arbitration and EU Competition Law (2009年4月), 访问链接：https://ssrn.com/abstract=1520105 (该文指出“竞争法的作用只不过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而对私人自治施加限制”，并且仲裁的契约性质与FRAND原则执行所必需的、竞争法承载的公共利益旨向存在根本冲突）; Stavros Brekoulakis, The public interest in arbitration,?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Volume 39, Issue 2, June 2023, pp. 203–210 (该文探讨了仲裁在私人法范式下的运作机制未能充分考量基本的公法规范及行政法原则).
[62] Yi Chen, “WIPO Arbitration: A Promising Solution to the Injunction Chaos of FRAND Disputes” 100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199 (2023)（该文考察了全球范围内法院在FRAND争议择地行诉与禁诉令问题上的冲突；通过回顾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典型案例，提出WIPO仲裁机制可作为协调解决方案；同时指出，目前的WIPO仲裁机制须“以当事人合意为前提”，且“因缺乏将WIPO仲裁约定为FRAND争议终局性解决渠道的事先约定，亦阻碍了当事方诉诸现有WIPO仲裁机制的可能性”).
[63] MercExchange, LLC v. eBay, Inc., 401 F.3d 1323, 2005 U.S. App. LEXIS 4308 (Fed. Cir., 2005).
[64] 同上，1339.
[65] Lemley & Shapiro (见前注[9]) 1142-1143.
[66] Jorge Contreras & Martin Husovec (eds.), Injunctions in Patent Law – Trans-atlantic Dialogues on Flexibility and Tailo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 另参见Enrico Bonadio & Magali Contardi, “The Unified Patent Court and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2024), pp. 578-581.
[67] On the inappropriate role of arbitrators as injunction issuers, 参见Emma Ryan, “Injunction-Junction, What’s Your Function?: An Analysis of Injunctive Relief in Arbitr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2024), pp. 703 and 706 (文中指出“对企业作出金钱判决固然造成不便，但款项支付后不便即会结束；而若仲裁员作出范围宽泛的禁令救济，此类裁决仅能基于极为有限的理由被撤销。可以说，这相较于一次性付款，将带来更为严重的不便……仲裁员不应拥有授予禁令救济的权力……仲裁必须恪守私人争议解决的边界，不应僭越进入公共司法体系”）; Dan Harris, When A Not-So-Basic Arbitration Provision Makes Sense, 14 August 2023, 访问链接：https://harris-sliwoski.com/blog/when-a-not-so-basic-arbitration-provision-makes-sense/, [评论指出：“法院拥有签发[禁令]的固有权力……不仅如此，法院的这一权力还以政府强制执行力作为后盾，可保障该禁令或相关命令的执行（并可对不服从的当事人施加制裁或以藐视法庭处理）。仲裁员并不具备这种固有权力”].
[68] Dustin Zojaji,?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junctive Relief and Specific Performance in the Arbitral Forum,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Law, Uppsala University, Spring 2023, 访问链接：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get/diva2:1781458/FULLTEXT01.pdf [该文指出“许多可能赋予当事人请求禁令救济权利的合同外诉因（如知识产权法、不动产法、市场营销法等）往往包含公法要素，而这些法律领域下的问题在客观上有时并不具备可仲裁性。”].
[69] 一般而言，参见Mark C. Weidemaier, “Toward a Theory of Precedent in Arbitration”, 51 William & Mary Law Review 1895 (2010), pp. 1900 and 1895 (该文指出“由于仲裁通常缺乏上诉机制，这种纵向先例并不存在……仲裁员虽时常援引其他仲裁员的裁决、声称遵循既往裁决结果，并将裁判一致性作为重要制度规范加以提倡”，但这些援引并不具有约束力，从而导致裁判结果不一致); Theodore J. Hawkins, “Arbitration, Equitable Estoppel, and the Right to Interlocutory Appellate Review”, St. John’s Law Review 84 (2010), p. 3 (该文认为：“仲裁程序最显著的缺陷之一便是缺乏上诉审查机制”，这会阻碍对不当的衡平法裁判的纠正).
[70] J. Gregory Sidak, “The Meaning of FRAND, Part II: Injunctions”, Journal of Competition Law & Economics 11, no. 1 (2015), pp. 201-267 (该文指出“法院在FRAND许可争议中决定是否授予禁令的裁判框架，应当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并促使当事人进行善意谈判”，这展示了公共司法裁判标准如何引导市场行为).
[71] Valéria Silva, “FRAND-Licensing Litigation Across the Atlantic: A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US and UK Jurisprudence on Telecom Dispute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w & Economics (2024), 访问链接：?https://laweconcenter.org/resources/frand-licensing-litigation-across-the-atlantic-a-comparative-assessment-of-us-and-uk-jurisprudence-on-telecom-disputes/ (文中评论道“英国法院倾向于直接确定FRAND许可费率，而美国法院则更偏向于建立评估FRAND许可费率的分析方法和指导原则，供当事人在谈判中应用”); Roya Ghafele, “Global Licensing on FRAND Terms in Light of Unwired Planet v. Huawei”, 24 UCLA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1 (2020) (文中指出“法院可能采取的法律救济类型会影响许可谈判，因为双方会基于对最终法律救济途径的预期来构建其谈判立场……谈判发生在‘法律阴影之下’，也就是说，许可谈判是在当事人对潜在法律结果预期的基础上进行的”).
[72] Optis Cellular Technology LLC & Ors v Apple Retail UK Ltd & Ors EWHC 1095 (Ch) (Mr Justice Marcus Smith), paras 15-16 (法庭认定“尽管可比许可协议已在E阶段庭审的证据开示程序中提交……但多数许可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享有保护许可条款保密性的合同权利……法院认为，更为妥当的方式是促使Optis或苹果的合同当事方自愿遵守法院的披露制度。而这种自愿遵守的前提是：（1）将可比许可协议纳入保密制度；（2）采用‘代号’指代许可协议相对方的程序；（3）在庭审过程中，尽可能避免口头提及许可费率……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在保护主张具有保密性信息的同时，实现公开审理”; Unwired Planet International Ltd v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 Ors EWHC 711 (Pat) (Mr Justice Birss), pp. 25-26 (法官指出“庭审的大部分环节均以公开方式进行……我已明确表示，希望尽可能让案件的更多环节公开审理……在我看来，各方当事人的事务律师与出庭律师在复杂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了公开审理，同时对保密主张给予了应有尊重”). 另参见 8 New Square Chambers, “Recent Case Law Addressing Claims of Confidentiality in FRAND and Other Disputes” (2022), 访问链接：https://8newsquare.co.uk/case/recent-case-law-addressing-claims-of-confidentiality-in-frand-and-other-disputes/ [文中指出“文件编辑（隐去涉密内容）、保密承诺及机密俱乐部（保密圈）的作用在于控制敏感信息的传播以及对部分或全部披露文件的访问权限，并可根据案件审理进程灵活调整，以满足个案需要”].
[73] Jorge L. Contreras and Richard Gilbert, “Non-Discrimination – FRAND’s Last Stand?”, CPI Antitrust Chronicle (2016) (文中指出“对许可条款的透明披露对于执行跨时间的非歧视原则以及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同样不可或缺……若受FRAND义务约束的专利权人可随意变更未来的许可条款和条件，那么早期披露要求将难以防范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许可谈判通常是保密的。因此，被许可人往往无法评估——更不必说质疑——专利权人是否遵守了非歧视性承诺，除非请求法院责令披露其他相关受FRAND义务约束的许可协议).
[74] 一般而言, 参见T.S. Ellis III, “Sealing, Judicial Transparency and Judicial Independence”, Villanova Law Review (2008), p. 940 (文中指出“司法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司法透明的维护；法官的行为——包括裁判过程与裁判结果——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公众监督……通过审慎行事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密封诉讼文件的行为满足（1）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且（2）在公开记录中说明正当理由或作出合理解释，将有助于维护其自身的司法独立性”).
[75] R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Ltd) v City of Westminster Magistrates’ Court [2012] EWCA Civ 420 (尽管该案属刑事范畴，但其确立的原则在商事案件中同样适用).
[76] Cape Intermediate Holdings Ltd v Dring (代表英国石棉受害者支持团体论坛) [2019] UKSC 38.
[77]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 Ors v Lenovo Group Ltd & Ors (见前注[37]), 2.
[78] David Webb & Rachel Montagnon, “Transparency at the UPC – accessing information, pleadings and evidence” (HSF Kram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Notes, 2025年1月29日). 然而，批评者认为，尽管统一专利法院上诉法庭作出了理论上的透明度承诺，但其设定的限制性获取要求为公众获取信息设置了高门槛，从而削弱了司法公开原则。参见例如Bristows, “Open justice and the UPC – An analysis of the Court of Appeal’s decision in relation to access to documents”, 2024年4月22日, 访问链接：https://www.bristowsupc.com/commentary/open-justice-and-the-upc-an-analysis-of-the-court-of-appeals-decision-in-relation-to-access-to-documents/ (文中指出，上诉庭采取要求申请人必须具备专业代理资格并提供充分理由的严格做法，引发了关于透明度与公开司法可能受阻的担忧).
[79] 参见Arjun Solanki & Anushka Tanwar, “Arbitrability of Competition Law Disputes in India” (2022) 5 Transnational Dispute Management 1.
[80] Case C-126/97, Eco Swiss China Time Ltd v Benetton International NV.
[81]《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第五条第2款b项。《纽约公约》确实便利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这种承认与执行并非自动发生。若争议事项不具备可仲裁性，或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将违反法院地的公共政策，国家法院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第五条第2款a项与b项）；此外，国家法院还可以在仲裁地的撤销程序进行期间中止执行程序（第六条）。
[82] Marc Labgold & Megan Labgold, “Should I Arbitrate My Patent Dispute?”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2022年11月29日).
[83] Olivia Sophie Ra?erty, “Ericsson’s assertion and enforcement head Robert Earle on the merits of arbitration” (ip fray, 2025年7月3日).
[84] Lauriat (见前注[12]) pp. 5-7.
[85]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Corp & Ors v Lenovo Group Ltd & Ors (见前注[37]).
[86]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Stare Decisis’(Cornell) , 访问链接：https://www.law.cornell.edu/wex/stare_decisis; European Commission, Transparency, Predictability and Efficiency of SSO-based Standardization and SEP Licensing (2016年6月).
[87]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rbitral Precedent: Dream, Necessity or Excuse?” (2007) 23(3)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357.
[88] Arbitration Act 1996 (UK), sections 68-69.
[89]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见前注[87]).
[90] Gilbert Guillaume, “The Use of Precedent by 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Arbitrators” (2011)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pp. 5–23.
[9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网页：https://www.wipo.int/amc/en/center/specific-sectors/ict/frand/; Wollgast, Heike and Callanan, Ella, “WIPO ADR Procedures To Resolve FRAND And SEP Disputes”,?les Nouvelles - LES, Legal — Resolve FRAND And SEP Disputes, 2025年3月, pp. 47–52.
[92] Alexandra Desmedt, The Viability of Precedents in Arbitration, 26 November 2024, The Americ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lumbia Law School Blog, 2024年11月26日.
[93] BP Gas Marketing Limited v. Venture Global Calcasieu Pass, LLC,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部分终局裁决（2025年10月8日）.
[94] Shell NA LNG LLC v. Venture Global Calcasieu Pass, LLC, 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裁决（2025年8月）.
[95] European Commission, ‘Setting out the EU approach to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COM(2017) 0712 final.
[96] 另参见Bryan Lauriat, “Pay no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ble: How the Opaque SEP Licensing Market Obstructs Innovation”, Berkeley Technology Law Journal, Vol. 38 (2023), p. 471 (文中强调“若缺乏透明度，FRAND生态体系将难以形成共识、制定有效程序；而保密仲裁则可能造成进一步损害，阻碍基于解决此类纠纷的集体经验形成程序性先例”).
[97] UNCITRAL Rules on Transparency in Treaty-based Investor-State Arbitration.
[98] InterDigital v Lenovo [2023] EWHC 1583 (Pat) (经过一系列技术性审理后作出的公开、说理充分的FRAND判决); InterDigital v Lenovo [2024] EWCA Civ 743 (上诉法院审查，确认FRAND争议中上诉审查机制的可适用性).
[99] Federal Courts Improvement Act of 1982, Pub L No 97-164, 96 Stat 25.
[100] Sapna Kumar, “Patent Court Specialization”, Iowa Law Review 104 (2019), p. 2519 (该文认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专业化提升了专利判例法的统一性，也使法官能够在专利法领域积累深厚的法律专业能力”).
[101] Patents Court Guide (2025年2月) (英格兰及威尔士司法体系).
[102] WIPO, Patent Judicial Guide: Germany.
[103] Ni Zenhua (Ben), “China Established a Centralized IP Appellate Tribunal” (KWM, 2019年1月15日).
[104] Civil Justice Council, Concurrent Expert Evidence and “Hot-Tubbing” in English Litigation (2016年8月1日).
[105] Carita Wallgren-Lindholm, “3 - Ad hoc arbitration v. institutional arbitration” in Cordero-Moss (e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Different Forms and Their Features (CUP, 2013), pp. 61–81.
[106] 见前注[4].
[107] 见前注[22].
[108] Freya Baetens, “Arbitral Award” (2023) Max Planck Encyclopedias of International Law.
[109] Peter Georg Picht and Gaspare Tazio Loderer, “Arbitration in SEP/FRAND Disputes: Overview and Core Issues” (2019) 36(5)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575.
[110] Carlos A. Matheus López,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Arbitrators” in Di Matteo, Infantino, and Potin?(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Judicial Control of Arbitral Awards (CUP, 2020), 12-28.
[111] Kate Corby and Zelander Gray, “Multi-Party Arbitrations – A Practical Guide” (Global Arbitration News, 2025年9月30日).
[112] Nandakumar Ponniya, Richard Allen and Nicholas Tan, “The limits of consent in multi-party arbitration agreements” (Global Arbitration News, 2021年4月13日).
[113]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 2023/0133 (COD).
[114] J. Gregory Sidak (见前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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