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鹏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引论：AIGC对“作者”法律定义的挑战
1.1 AIGC的“黑箱”特性对传统版权理论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 AIGC）相关技术，特别是其“黑箱性”（black box）与“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正对传统版权法理论构成根本性挑战。传统版权理论假定：创作者——无论是作家、画家还是作曲家——对其创作工具（如笔、画刷或乐器）拥有近乎完全的物理控制，从而将其内心的“思想”精确地“表达”为最终的作品。
然而，AIGC打破了这一“思想—工具—表达”的三角关系。当用户输入一个提示词（prompt）时，即便是高度详细的指令，AI模型如何选择内容、如何组织像素、如何呈现风格，对人类用户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和难以精确控制的。这种“控制”的缺失，使得“创作”行为本身的法律判定变得明显复杂化，从而突出了传统版权理论在应对AIGC时的制度困境。
1.2 人类在何种程度上贡献了AIGC作品的独创性
AI本身能否成为作者？对于这一问题很容易形成共识。版权法保护的是人类的作品，并非机器。法律分析的焦点已经转向一个更具争议性且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如果AI被定位为“作者的画笔或照相机”，即一种高级的创作工具，那么使用该工具的“人”，需要做出何种程度、何种性质的贡献，才能被法律认定为该AIGC作品的“作者”？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审查的重心必须从评估“AI的自动化程度”转向“人类所贡献的独特产出”。
1.3 保护有质量的“智力体现”是核心
在美国版权局（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USCO）拒绝Théatre D'opéra Spatial一案的登记申请中，艺术家Jason Allen声称其输入了“至少624个提示词”并进行了“大量修改”，但这一巨大的“物理贡献量”并未使其获得作者身份。此案生动地揭示了AIGC的版权保护边界不应锚定在人类贡献的“最终篇幅”或“物理数量”（如修改次数、提示词字数）上，更不应锚定在人类对AI“黑箱”的“机械控制”上。
相反，版权保护的核心锚点应当是“人类在作品中的智力体现并予以表达”。这包括创作者独特的构思与表达、作者与表达的对应性，以及在生成过程中体现其主观选择的迭代筛选与表达修改。
本文旨在通过中美比较法的路径，初步系统地论证为何这种“智力体现”的质量（而非其数量或控制）是界定AIGC版权唯一合法且有效的标准。
二、比较法的基础：中美对“人类作者”原则的坚守与演绎
在AIGC版权问题的全球讨论中，中美两国作为关键的司法管辖区，在法律的基石——“作者”必须是“人”——这一原则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然而，两国达成共识的路径与法理演绎却不尽相同，而正是这种演绎的差异，为后续认定标准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2.1 美国法下的“基石”：Thaler v. Perlmutter 案的系统性论证
美国法下对“人类作者”原则的坚守，在Thaler v. Perlmutter一案中得到了系统、权威的阐述。该案中，申请人斯蒂芬·泰勒（Stephen Thaler）博士将其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列为一幅名为《通往天堂的新近入口》（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视觉艺术作品的唯一作者，并主张AI应被承认为作者。
USCO拒绝了该申请，理由是作品缺乏“人类作者”。经过逐级上诉，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2025年3月作出最终裁决，明确指出“人类作者身份是美国版权法的基石性要求”（Human authorship is a bedrock requirement of copyright）。
法院指出，《版权法》中的诸多核心制度设计，均预设了“作者”必须是“人类”：
其一，财产权主体：版权是一种财产权，其主体必须是能够拥有财产的法律实体，而机器不具备此资格；
其二，保护期限：版权保护期通常以“作者的有生之年加70年”计算，而机器没有“寿命”；
其三，继承权：版权涉及配偶、子女等人类家庭关系，机器没有继承人；
其四，意图（intention）：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存在“共同创作意图”，而机器没有意识，无法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意图”。
2.2 中国法下的共识：AI作为“画笔”或“照相机”的工具定位
与美国通过标志性判例进行体系化法理论证不同，中国司法实践通过个案中的“工具论”比喻，生动阐述了中国《著作权法》中“作者必须是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中国首例明确支持AI生成图片构成作品的判决）中，法院明确将AI模型Stable Diffusion比作“作者的画笔或照相机”。法院认为，AI是作者用于创作的辅助工具，其法律地位与传统的创作工具无异。
在其他相关判决中，我国法院维护了《著作权法》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的法律原则。这种将AI作为“工具”的定位，将法律审查的焦点从AI本身，转移到了使用AI的“人”身上。
2.3 从原则到实践：共识所遗留的核心问题
当中美两国都确认AI只是“工具”，而“人”才是潜在的作者时，一个远比“AI是否是作者”更棘手、更复杂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使用照相机作为工具的人，按下快门即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认定为作者；但使用AIGC作为工具的人，输入一个简单的提示词（如苏州“蝴蝶椅子案”）时，却可能不是作者。
人类与AI合作产生作品，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作者？核心问题就在传统的版权“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并据此重新划定人类贡献的准入门槛。
三、共同的边界：“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下的提示词（prompts）定性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版权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只保护思想的独创性表达（如小说的情节设定、美术作品的构图色彩），而不保护抽象的构思、主题、方法等“思想”本身。
在AIGC场景中，人类用户最直接的贡献——提示词（prompts），在法律上应如何定性？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司法和行政实践再次达成了共识：简单、常规的提示词本身属于“思想”范畴，不受版权保护。
3.1 中国司法实践：上海“提示词”案
中国首例对AI提示词本身是否构成作品进行裁判的案件——2025年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就某案件作出的判决，为提示词的法律定性提供了清晰的参照。
该案中，原告主张其为AI绘画平台Midjourney撰写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提示词，构成了受保护的文字作品。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核心理由有二：
其一，缺乏独创性。法院认为，尽管原告的提示词看似复杂，但其内容“各元素间仅为简单罗列，缺乏语法逻辑关联”“关键词组无序组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提示词“缺乏作者的个性化特征”，所选用的艺术风格、材质等均属“该领域常规表达”，未能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艺术判断。
其二，属于思想范畴。法院进一步运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明确指出，涉案提示词“仅体现抽象的创作想法和指令集合”，其核心是“对画面元素、艺术风格、呈现形式等的罗列与描述”，这些内容更多属于“抽象的创作构思，属于思想范畴”。
本案判决为“思想”设定了一个明确的下限——即便是经过选择和堆砌的、描述性的“指令集合”，如果缺乏“个性化特征”和“作者特有的逻辑”（“表达”的结构），就仍然停留在“思想”层面，不受版权法保护。
3.2 美国行政实践：USCO的立场
USCO在其发布的《版权登记指南：包含AI生成材料的作品》（2023年）及《版权与人工智能报告》（2025年）中，采取了与上述上海法院实质相同的立场。
USCO明确指出，提示词（prompts）在功能上“更像是对委托艺术家的指示” （instructions to a commissioned artist），其本身是“不受保护的想法”（unprotectible ideas）。
USCO论述了提示词与“控制”标准的关系：即使用户提供了“高度详细的提示词”，用户也无法“控制AI系统如何处理这些元素”，以及如何将其“表达”出来。因此，提示词只是“想法”，而AI（机器）完成了最终的“表达”。在Théatre D'opéra Spatial案中，USCO审查委员会也重申，无论提示词多么复杂，其本质都是在“接受”AI系统对指令的“解释”，而非作者自身的表达。
3.3 比较法视野下的共识与张力
中美两国在AIGC版权审查的起点上达成了一致：简单的、常规的、作为“指令集合”的提示词，其本身（无论作为文字作品还是作为创作贡献的证据）均位于“思想”一侧，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然而，这种共识的表面下隐藏着明显的分歧。上海“提示词”案否定的是“缺乏个性化”的提示词；USCO否定的则是“无法控制”的提示词。这留下了一个共同的、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一个提示词（或一系列提示词的迭代过程）既体现了“远超常规的独特构思与个性化表达”，又能通过参数设置和迭代修改（如“春风案”）对AI施加了足够的“智力投入”而非“机械控制”，它是否还能被轻易地归为“思想”？
在这一点上，中美的司法实践开始分道扬镳。
四、核心分歧：认定“独创性贡献”的中美标准比较研究
在如何认定“人”的贡献何时能跨越“思想”门槛、构成受保护的“独创性表达”这一核心问题上，中美两国则展现出了根本分歧。美国采取了“表达元素的实质性创作控制”标准，而中国则探索了“过程导向的智力投入”标准。
4.1 美国标准：“实质性创作控制”的严格审查
美国版权局和法院的审查核心是“人类创作控制”。USCO的指南明确要求，AIGC作品要获得保护，人类作者必须对最终作品的“表达元素”（如线条、色彩、构图）拥有“足够的”或“实质性的”控制。在当前技术下，USCO普遍认为，仅仅输入提示词“不能提供足够的控制”，因为用户无法“控制”AI如何“表达”该提示词（思想）。
这一严格标准在以下两个标志性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一是Zarya of the Dawn案。该案中，艺术家Kristina Kashtanova使用AI工具Midjourney为其漫画书生成插图。USCO在审查后，对这部漫画作品进行了“机械性拆分”处理：
拒绝保护图像：USCO撤销了对由Midjourney生成的单张图片的版权保护，理由是Kashtanova虽然输入了提示词，但她无法“预测”Midjourney的输出结果，因此她对这些图像缺乏足够的“创作性控制”。
批准保护汇编：USCO保留了对整部漫画书的版权登记，保护范围被严格限定为Kashtanova自己创作的文本内容，以及其对文本和图片的“选择、协调和编排”。
该案较完整地展现了美国“控制”标准的严格性。USCO将一部有机的漫画作品强行“分离”为了AI生成的图像（因人类无控制，故无版权）和人类编辑的汇编（因人类有控制，故有版权）。
其二是Théatre D'opéra Spatial案。如果说Zarya of the Dawn案是“严格拆分”的范例，那么Théatre D'opéra Spatial案则展现了“控制”标准的严格性。该案中，艺术家Jason Allen使用Midjourney生成的作品获得了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艺术奖项。在向USCO申诉时，Jason Allen强调了他对上述作品付出的“巨大的人类努力”，包括为了实现其“特定的艺术愿景”而进行的“至少624次提示词和迭代”。
然而，USCO审查委员会坚决拒绝了Jason Allen的登记申请，认定上述作品“缺乏人类作者身份”，核心理由是：当AI根据提示生成复杂作品时，其“传统创作要素”是由技术（AI）自主决定的，用户无法行使“最终的创造性控制”。
此案是美国“控制”标准基于传统版权理论的典型应用。即使Allen的“特定艺术愿景”（即“独特构思、设定、风格”）是清晰的，他也为此付出了“624次提示词和迭代”的巨大努力，但USCO仍然认为：当人类无法控制AI时，“智力体现”在法律上或者至少在版权无法获得保护。
上述案例体现了美国的“实质性创作控制”标准，特别是其对“表达的控制性”的刚性要求，这在AIGC场景下显得较为严苛。该标准所要求的“控制”在AIGC的场景下很难实现（尽管需要逐案评估）[1]。该标准最终奖励的是AI生成之后的修改和编辑（如Zarya of the Dawn案的“汇编”），而非AI生成前和生成中的“独特构思” 。
4.2 中国标准：“过程性智力投入”的灵活探索
与美国严格的“控制”标准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探索了一条更为灵活、务实的路径，即“过程导向的智力投入”标准。
该标准的审查重点不在于人类是否对最终输出的“每一个像素”拥有控制力，而在于“人类用户在AI生成过程中的具体行为”。法院会综合考察用户是否通过输入提示词、调整参数、选择模型、后期修改等一系列行为，对最终生成的内容施加了足够的“智力投入”和“个性化表达”。
这一标准在以下两个标志性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一是“春风送来了温柔”案。北京互联网法院在该案中支持了原告对AI生成图片的著作权主张，其判决理由的核心在于：法院不强求原告能够完全“控制”AI工具Stable Diffusion的输出，而是关注原告在生成图片过程中的行为，即原告“通过多次调整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对画面元素、布局构图等“表达细节”进行“选择和安排”。法院认为，这一个性化的过程，清晰地体现了原告的“审美标准和个性判断”。因此，最终的图片（作为“表达”）体现了原告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本案中，法院认识到，人类的“独特构思”（审美标准、个性判断）可以通过“风格指令及修改”（调整提示词、设置参数）这一过程，被有效地注入到最终的AIGC作品中。
其二是上海“提示词”案与苏州“蝴蝶椅子”案。“智力投入”标准并非意味着无条件保护所有AIGC作品，上海“提示词”案和苏州“蝴蝶椅子案”作为反向判例，证明了该标准的有效性和对称性。
在苏州“蝴蝶椅子案”（全国首例否认AI文生图可版权性的案件）中，法院否定了涉案AI生成图片的独创性，理由是原告输入的提示词“属于相对简单的叠加……对画面元素、布局构图等描述缺少差异性”，且被告举证证明在原告之前已有类似概念的作品出现。同样，在上海“提示词”案中，法院也认定提示词“缺乏作者的个性化特征……属该领域常规表达”。
并置分析上述三地法院的判决，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的司法裁判，已经为“智力投入”标准建立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标尺”：当人类给予了独特、个性化、高投入的“智力体现”时，其作品（或贡献）能够跨越“思想”的门槛，构成受保护的“表达”；而当人类仅给予常规、简单、缺乏差异性的“智力体现”时，其贡献则停留在“思想”层面，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中国司法实践中的“过程性智力投入”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比美国的“实质性创作控制”标准更具灵活性和前瞻性。它不强求人类对AI“黑箱”的物理控制，而是关注人类心智活动（审美、判断、选择）的质量。从法院的思路上看，它鼓励创作者进行“深度的人机协作”，利用AI作为“画笔”来实现其“独特构思”，而非因遵循严格的“控制”标准放弃对人机作品的保护。
但是，这种标准也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如何体现投入高？多次修改提示词是否就等同于投入高？如何对此进行理解和限缩，才能更符合《著作权法》“激励创作、促进科学与艺术的进步”的立法本意？
五、传统“思想—表达二分法”在AI时代承受压力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中最核心、最基础的法律原则，也是判定侵权与否的“黄金标尺”。简而言之，《著作权法》只保护思想的“表达”，而不保护“思想”本身。随着全球化，这一原则被写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9条第2款：“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程序、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中国作为WTO成员国，在《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实践中也应严格遵循这一原则。
法律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地剥离思想与表达，是基于公共利益与个人激励的平衡。如果“思想”可以被垄断，文化的源头就会枯竭，其中蕴含的基础逻辑是：版权法只赋予作者对自己“劳动成果”（具体的表达）的垄断，而不允许其圈占“人类智慧的公有领域”（思想）。但是，在AI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大模型技术本身所抓取、分析、利用的，不正是人类的所有智慧？其数据和算法相结合所带来的“涌现”，不也正是“人类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思想—表达二分法”本身没有过时，但在AI时代如何理解，则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AIGC场景对传统版权领域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解释“思想—表达二分法”；尤其是随着AI技术的进步，提示词本身趋于简单化、同质化，而最终的作品则是对作者从不同的思考角度对AI工具进行反复提问，并经由人机协作后不断修订和完善的体现。以文字作品为例，尽管最终作品的80%有可能为机器生成，但是作品本身的逻辑、框架以及最终的“华彩”部分，均为作者自己完成。
正如上述部分法院判决将AI比作“画笔”或者“照相机“，笔者认为，AIGC的创作过程是一种“人类对机器的驯化”。AI模型是充满随机性和海量数据训练的“野马”，而人类的独特智力体现（通过提示词、参数、后期修改体现）则是“缰绳”。最终的作品是人类的意志和审美驯化AI的随机性后产生的固定表达。
此时，法律不应再问“你是否100%控制了马的每一步？”，而是“最终马跑出的路线，是否体现了你的意志和技巧？”
六、结论：如何重塑AIGC版权的保护边界
笔者认为，AIGC版权保护的边界，应且必须锚定于人类在创作过程中注入的“符合原创标准的智力体现与表达”上。这种“体现与表达”应被定义为：
一是构思的独特性，即超越“常规表达”的结构设定、角色定义或艺术构思。二是指令的个性化，即超越“简单罗列”的、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风格指令、参数设置和体现了“个性判断”的原创选择。三是过程的迭代性，即超越“一次性输入”的、可证明的“多次调整”，以及经过“筛选、修改、编排”的、体现作者独立创作的过程。
如果上面的定义过于冗杂，以下则为更加直接的结论：
首先，简单的提示词绝对属于“思想”，不受保护。
其次，复杂的“结构化提示词”，如果本身包含了一段独创的故事、一段诗歌，或者极其独特的各种形容词的排列组合，那么提示词文本本身可能作为“文字作品”受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其生成的图片/结果自动受到保护。
最后，能通过证据（图片、文本的修订记录）证明作者本人对AI工具最终生成内容的“原创性表达”施加了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人类即成为是该作品的合法作者，其著作权应受法律保护。
笔者预测，未来，人机共创将会成为所有人文艺术领域的主流形态。以文字作品为例，未来的作者将会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构想本身，而大部分具体的语言组织可能都会由机器“代劳”。当具体的“遣词造句”由机器代劳时，判定作品“原创性”的重心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从“表达层面”向“选择与安排层面”的迁移。
注释：
1 US Copyright Office Releases Part 2 of AI Report，https://www.akingump.com/en/insights/ai-law-and-regulation-tracker/us-copyright-office-releases-part-2-of-ai-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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