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写过一篇时评,我以语境中的法学为视角,阐述了 “知识产权”在川普的语境中主要是指发明专利,并就现代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所对应的国际经济秩序、最终财富的分配、以及定价权和工业4.0进行了讨论。最近川普的公开发言里的确没有怎么提及“知识产权”,但是 “中国制造”成为高频词,体现出许多基础物资都来自中国。比如纽约州长科莫于4月17日的讲话,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需要的口罩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的手术服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的呼吸机来自中国。好了,我们过了那个阶段了,现在到了新阶段,我们需要检测药剂,也来自中国……怎么会这样!”
全球的主要财富核心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从以土地为主导的农业模式,转变成以大型重工业设备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模式,再进一步发展到今天“无技术则一无所有”以技术及市场为核心的技术密集型模式。早期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为主导,依靠知识产权制度控制技术扩张、掌握定价和市场份额。
欧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全球化的理解和基于全球化建立起来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应用是不同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宏观价值分配中对技术与市场的侧重点的差异。对比中国与欧美的宏观科技和知识产权政策,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视角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本土市场换取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而欧美则是以资本和技术换取了中国的生产力和中国市场。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的产业一直集中处在微笑曲线的下端,在往两个上端攀爬的过程中,对知识产权的强调逐渐增强。欧美早期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中国市场上,并且认为在卡住核心技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会撼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样的思维架构出现了纰漏:
首先,20世纪末,以收益驱动为重心的思维模式下,发达国家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益预期上产生了误判。发达国家20世纪末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认知上缺乏发展的眼光,并且带有严重的早期工业革命的历史偏见,主要表现为将技术不到位引起的环境问题、产能低下、高消耗、收益低及劳动力成本逐渐增高等问题都笼统地归结成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缺陷。
从战略上,发达国家没有选择产业升级,而是一揽子将落后的生产线彻底外迁。然而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崛起,直接证明发达国家20世纪末不愿意在本土做产业升级,战略上严重低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效益。事实上,在与高科技公司所承担的劳动力成本支出对比后,用劳动力成本升高诟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甚至显得有些无厘头。
另外,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消化社会就业的主要力量,彻底外迁,从短期看来只是一部分人的失业,造成一些“铁锈地带”,这样的失业问题可以由社会福利系统消化。但从长远上看,第一代人的失业问题可以由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消化,但这些人的后代从就业、教育、医疗、治安等等环节上有很大可能进入恶性循环,逐年增加福利系统的负担和社会资源的支出,甚至造成新的问题。
其次,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知识产权战略上高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命周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相较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产业生命周期上相对存续时间更长。好的传统企业可以存续几个世纪,但是好的科技公司寿命则不一定比预期得长,而且轰然倒塌的速度甚至更快。例如以质量著称的诺基亚手机、以飞行技术车用闻名的萨博汽车等,都迅速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科技的高速发展及新旧技术的快速更迭,增加了科研成本的投入,教育的投入和消耗也更高,研发人员的培养周期明显长于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同时,从欧美相关企业一直推动的制药专利保护期限延长、对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加强以及把可专利性扩展到软件上,乃至统一专利的提出等,都可以看出,高科技产业实现盈利需要的时间周期比预期得长。但是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大大缩短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成本回收期和盈利期。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到瓶颈期后,相较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收益期被压缩,高科技公司维系所需要的运营成本并没有显著低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甚至更高。
再次,发达国家在产业部署上误判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抗风险能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用市场换来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欧美严格把控着核心技术,并且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控制差价。随着中国相关企业科研实力进一步提升、对核心技术的进一步攻克乃至研发出新一代的核心技术,技术密集型企业间的实力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从去年年初开始,川普政府已经开始全面升级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力度,并且威胁退出WTO。知识产权制度的全球化早期确实给国外资本和技术带去了中国市场,保证了差价;但是,随着中国企业的成熟,国际化了的知识产权制度迅速让中国资本和技术跨入了全球布局时代。
而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产业链分布更完备。2020年年初,欧美的基础性物资制造能力不足、产业链不齐备问题暴露无遗。如果说核心技术掐住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脖子,如今发达国家明确地意识到,高精尖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量和齐备的生产线,也渐渐掐住了发达国家日常生活的喉咙。最近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了产业链的重整,如美国政客直接呼吁出台政策进行生产线回迁;日本经济产业省更是推出了“改革供应链”计划,直接拿出重金(约合人民币158亿元)资助日本制造商将生产线撤出中国,即便不完全做到生产线全部迁回日本本土,也在尝试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技术的发展和成熟、以及工业4.0升级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2.0”的出现,规避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年输出的主要考虑,如过分的环境污染,而人工智能和机械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使得没有充足的劳动力不再是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制约。而高昂的人工成本及生产成本这一问题,虽然在短时间内依然不能彻底解决,但很可能随着工业4.0时代的进一步深入成为所有产业模式的普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线回迁”,而不是“生产线转移到别的几个或多个国家”,后起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或许很难全面复制中国发展的老路。
综上,我们应察觉到一些被忽略的“思维陷阱”,例如“微笑曲线”这样的概念正在慢慢过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应用”需要从国内视角和国际视角同时进行新的探讨。将技术划分为高新技术或者一般技术、传统技术这样的视角是有弊端的,技术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是否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区分与掌握程度的区别;中国相关科技和知识产权战略关于市场的认知也应当及时调整,在向外输出中国资本和技术的时候,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意味着本国市场和全球布局不能片面地区分看待;应当吸取发达国家在生产线布局上的教训,以更科学和发展的眼光看待产业模式的优势和劣势。
随着工业4.0的进一步推广,中国知识产权人应该及时思考知识产权在语境中的转变,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在全球布局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追赶”和“保持领先”从来都是两个故事,两种思维。依旧是那句——时刻警醒:输赢一念间。